1964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北京室外零下八度。中南海西花厅的台灯下，一封来自湖南韶山冲的群众来信被放在案头。信里写道：冬天肆虐的痢疾让孩子们高烧不退，可最近一次能进村的医生已经是半年前的事。毛泽东看完，眉头紧锁，在“跑了三十里求医”几个字上重重划线，批示“立即核实”。

此后半年，卫生部陆续汇总各地来信，几乎清一色是“缺医”“少药”“费用贵”。正当讨论对策之际，1965年六月，卫生部长钱信忠带着最新统计数据进入怀仁堂。会场气氛本是平常，直到一张图表上那条刺目的城乡对比曲线出现——城市汇聚八成高层次医务人员，农村却只剩一成。毛泽东沉默了几秒，忽然抬头，声音冷得渗人：“全国八亿人口，你们只给城里那点人看病？干脆把招牌改成老爷卫生部！”

这句话像炸雷传遍京城。旁观者回忆，当时钱信忠面色灰白，只能硬着头皮回答：“请主席指示。”毛泽东挥了挥手，“把工作重点调到农村去，农民是大多数，先让他们有医生、有药。”

事情说来简单，可执行层面并不轻松。彼时的中国，15万张县以下病床，要服务超过五亿农民；正规医学院校每年毕业生不到五千，且大都留在大医院。若按常规培养周期，需要十几年才能补齐缺口，显然等不起。

有意思的是，毛泽东给出了一个看似“大胆”的思路：缩短培训周期，让懂种田的青年顺带学医。他随口提了句：“小学毕业，三年就成。”不少专家私下摇头，担心医疗事故。可局势逼人，中央立刻颁布“六二六指示”，两条核心：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，AG庄闲游戏医疗卫生的重点在农村。

各地于是摸着石头过河。上海川沙县抢先试水，七月份便在江镇公社开起医学速成班，学制四个月。招生标准倒出人意料：贫下中农出身、身体好、识字即可。21岁的纺织女工王桂珍便在此时走进教室。她只读过小学，课堂上第一次听到“氯化钠”等术语时心里发虚，可想到乡亲们的病痛，硬是把生僻字抄满整本笔记本。

夜里十点熄灯后，王桂珍钻进被窝，用手电照着《内科常识》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一次，她被同宿舍姑娘撞见，姑娘问累不累，王桂珍半开玩笑：“不累，救人哪能怕多背几个字？”四个月后，她带着一只药箱回到大沟村，田埂上一声招呼就能出诊。有人牙痛不敢扎针，她先在自己手臂上试，米兰体育官网边扎边说：“疼不疼？你看我都不怕。”

“赤脚医生”这一叫法，由村民先喊了出来。王桂珍常常收工后脚上满是泥，顾不得洗，扛着药箱就去看病。外地来人听见这外号觉得怪，村民却乐此不疲：“我们和她一样，都脚踩黄泥，可她还会治病。”“赤脚”二字反倒把医生与土地紧紧系在一起。

1968年九月，《红旗》杂志报道王桂珍的故事，标题醒目。毛泽东在文上批道：“赤脚医生就是好！”短短七字，让这支队伍迅速扩大。随后三年，全国培训赤脚医生两百多万人。知青下乡，本是支农，如今多学了医术，成了乡亲眼里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赤脚医生的优势显而易见。首先，花费低。他们依旧是集体生产队成员，按工分领口粮，药箱里的阿司匹林、红汞、银针和本地草药成本极低。其次，机动性强。夜半鸡叫，随喊随到；山路难行，也能背药箱步行几十里。再次，他们扎根本村，本无“跳板”心理，村民信任度自然高。

一些外科大夫看不起这群半路出家的年轻人，认为“手中无手术刀，何来医生之名？”但事实胜于空谈。1971年，河南周口一带暴发乙脑疫情，专业医疗队尚在赶路，附近几个赤脚医生已挨家挨户发中草药，将病死率硬生生压低到历史最低。世界卫生组织调研后评价，中国的初级卫生网“把高昂医学降到了最基层可负担的尺度”。

当然，问题也很快出现。赤脚医生医技层次参差，缺乏系统继续教育，遇见复杂病症难免束手无策。改革开放后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集体经济解体，“工分”不再，许多赤脚医生失去报酬来源，纷纷改行。1985年，卫生部发文，正式将合格者转为“乡村医生”，赤脚医生这一称呼逐渐淡出。

站在时间节点回溯，1965年的那场严厉批评像一声发令枪，催生出独特而务实的乡村医疗模式。短短十余年，上亿农民第一次有了近在咫尺的保健依靠。即便后来体制环境改变，曾经的“赤脚”仍旧留下深深的脚印：以预防为主、门槛低、重扎根的理念，一直影响着基层公共卫生布局。

而那封“跑了三十里求医”的信，如今被珍藏在国家档案馆。它告诉后来者，政策的转向，有时正是从一纸普通老乡的呼声开始；而领导人的一声“怒斥”，也可能改变千千万万人与疾病之间的距离。